【新宝8体育官网】吕天成(1580~1618)

    [拼音]:Lü Tiancheng 明代戏曲家。字勤之,号棘津,别号郁蓝生,浙江馀姚人。诸生,工古文词。他出身 […]

    [拼音]:Lü Tiancheng

    明代戏曲家。字勤之,号棘津,别号郁蓝生,浙江馀姚人。诸生,工古文词。他出身官宦世家,曾祖吕本是嘉靖时的宰辅。祖母孙镮“好储书,于古今剧戏,靡不购存,故勤之汎澜极博”。(王骥德《曲律》卷 4)其父吕允昌,字玉绳,号姜山,万历十一年(1583)进士,官宣城司理、吏部主事和河南参议,他嗜书成癖,特别喜欢小说戏曲,为了使《牡丹亭》便于用吴音歌唱,他按崑腔的格律对它进行了改编。吕天成在其家庭的陶冶下,从小就对戏曲产生浓厚的兴趣。他还得到外舅祖孙鑛和表伯父孙如法的传授,尤精于四声阴阳之学。后师事沈璟,与王骥德订交,互相砥砺研习,使其曲学益加精进。

    吕天成20岁开始从事戏曲创作,著有传奇杂剧作品不下数十种,除《齐东绝倒》尚存于《盛明杂剧》中,其他均已散佚。他的戏曲作品始尚藻丽,后趋本色,音律精严,才情秀爽,为当时曲家所称颂。他又校正过南戏和传奇《拜月亭记》、《荆钗记》、《牧羊记》、《白兔记》、《杀狗记》、《千金记》、《香囊记》、《紫钗记》、《还魂记》、《南柯梦》、《邯郸梦》、《义侠记》、《红拂记》、《虎符记》、《浣纱记》等28种;理论著作有《曲品》两卷。此外,他还著有小说《绣榻野史》、《閒情别传》以及《青红绝句》一卷。

    《曲品》主要是评论传奇作家和作品的专著。初稿写于万历三十年(1602);万历三十八年(1610),在王骥德的建议下,对旧稿加以更订,完成现在常见的通行本《曲品》;万历四十一年(1613),又在此基础上作了一次增补。增补本《曲品》在乾隆五十六年(1791)由杨志鸿过录。《曲品·自序》云:“仿锺嵘《诗品》、庾肩吾《书品》、谢赫《画品》例,各著论评,析为上、下二卷,上卷品作旧传奇者及作新传奇者,下卷品各传奇。其未考姓字者,且以传奇附;其不入格者,摈不录。”所谓“作旧传奇者”,指元末至明初的南戏和传奇作者;“作新传奇者”则指嘉靖、万历年间诸作者。凡是嘉靖以前的作者和作品,分为神、妙、能、具四品;以后的作者和作品,分为上中下三品,每品再分上中下三等。又附论作南剧者2人及作散曲者 25人。万历三十八年(1610)的通行本,记载戏曲作者90人,散曲作者25人,传奇作品 192种。万历四十一年(1613)的增补本,戏曲作者增至95人,传奇作品增至212种(在释曲部分尚有南戏、传奇和杂剧35种未统计在内),散曲除个别作者更动外,人数仍依旧。这些传奇作品仅20种作品见于永乐大典戏文目录、高儒《百川书志》、徐渭《南词叙录》和晁瑮《宝文堂书目》,其馀192种均是首次著录。

    《曲品》不仅储存了众多的传奇作家和戏曲目录资料,其中不少论述和评语,不乏真知灼见,尤其是关于剧本创作方面的见解,直到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鑑作用。吕天成认为题材要奇,但强调“事真,故奇”(顾大典《义乳记》),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。他又指出传奇并非“信史”,可以“有意驾虚,不必与事实合”,人物和情节允许通过“传奇法”进行艺术虚构,但必须合乎情理。又如,明代万历以前的曲论讲结构时,只侧重于散曲和戏曲曲文的谋篇布局,而吕天成则注意联络舞台演出实践,他认为汪廷讷的《三祝记》,“摭事甚侈,而词亦富赡;若演行,犹须一删”。他批评汤显祖的《紫箫记》“太曼衍”,不适合在场上搬演,“留此清唱可耳”。因此,他主张情节要删繁就简;人物要重点突出,主次分明;事件安排要曲折巧妙,前后呼应。他厌恶传奇创作中的因袭现象,强调创新,反对落套。对许潮的《泰和记》和沈璟的《博笑记》等作品敢于突破传奇体制的革新精神,予以肯定。对当时剧坛上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极为关注,并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。如嘉靖、万历年间,许多曲论家就“本色”和“当行”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辩论,吕天成认为他们并未把这两者的概念和关系解释得清楚透砌。他说:“当行兼论作法,本色只指填词。当行不在组织饾饤学问,此中自有关节局概,一毫增损不得;若组织,正以蠹当行。本色不在摹勒家常语言,此中别有机神情趣,一毫妆点不来;若摹勒,正以蚀本色。今人不能融会此旨,传奇之派,遂判而为二:一则工藻缋少拟当行,一则袭朴淡以充本色。甲鄙乙为寡文,此嗤彼为丧质。殊不知果属当行,则句调必多本色;果其本色,则境态必是当行。今人窃其似而相敌也,而吾则两收之。”(《曲品》捲上)这里吕天成认为“当行”和“本色”既有联络,又有所区别,绝不可混为一谈。对汤显祖和沈璟的不同创作主张,吕天成不持门户之见,党同伐异,而把他们的作品并列为上上品,给予极高的评价:“予谓:二公譬如狂、狷,天壤间应有此两项人物。不有光禄(沈璟),词硎不新;不有奉常(汤显祖),词髓孰抉?”他认为应当互相结合,取长补短,“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,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,岂非合之双美者乎?”这个见解为后来的曲论家们所接受。

    在著录和评论明代传奇的论著中,除徐渭的《南词叙录》(成书于嘉靖三十八年)外,以《曲品》的年代最早,蒐罗最富,对后世影响较大。但《曲品》毕竟是300 年前的论著,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。王骥德就曾经指出:“勤之《曲品》所载,蒐罗颇博,而门户太多。”又说:“复于诸人,概饰四六美辞,如乡会举主批评举子卷牍,人人珠玉,略无甄别。盖勤之雅欲奖饰此道,夸炫一时,故多和光之论。”(《曲律》卷 4)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。

    《曲品》的明刻本已散佚。现通行的几种刊本,均出自刘世珩传钞曾习经所见的清钞本,不仅“字晦句,层出迭见”,而且刘世珩、王国维和吴梅等人又据己见增订校补,致使面目失真。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乾隆杨志鸿钞本《曲品》,既可订正通行诸本的简脱和误,又增补不少新的材料,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善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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